我叫邢念众，乔司监狱八分监狱副监狱长。我的家是一个三代狱警的家庭。父亲早年就在乔司监狱工作，现在我的女儿也成了浙江女子监狱的狱警……
    父亲邢玉业，以前是一名南下干部。我们老家在山东，解放前全家随部队南下，来到了余杭。解放后，父亲留在余杭县，成了一名地方干部，主管粮食工作。1976年，他被分配到乔司农场工作，成了一名监狱民警。这个乔司农场是解放以后建成的，主要用来关押服刑人员，它也就是现在的乔司监狱的前身。
　　那时候的狱警可不像现在这么正规，连正式的制服都没有。父亲刚到乔司农场的时候，制服就是一种蓝色的工作服，我们叫它“区别服”，意思是和服刑人员区别身份的服装。说是“区别服”，可当狱警和服刑人员一起劳动的时候，还是分不清谁是狱警谁是服刑人员。但即便如此，拥有这样一套制服，成了我当时最大的梦想。
　　父亲时任乔司农场的党委委员，是一名班子成员，主要负责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和以前县里相比，乔司农场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差了一大截。可父亲丝毫没有在意，反而显得干劲十足，他决心要在这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上创建一番事业。当时的乔司农场环境相当差，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。举个例子，作为关押服刑人员的监狱，乔司农场居然连围墙都没有。服刑人员劳动的时候，惟一的屏障就是周围大片大片的芦苇丛，而且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就是在这片荒凉的地方，父亲一干就是9年，直到1985年离休。父亲这一代狱警，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，为乔司监狱的现在奠定了基础。现在乔司监狱的不少设施，就是我父辈打下的基础。
　　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严中有慈。他经常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和工作中的经历，并以此教育我要珍惜现在的好时光，努力学习、不断上进、踏实工作。他经常说，作为一名狱警，对待服刑人员应该像父母对待孩子、老师对待学生、医生对待病人那样细心、耐心和关心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我逐渐体会到一名狱警身上所拥有的责任和光荣。

　　虽然他从来没有明确要求我必须“子承父业”，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——和他一样成为一名监狱民警。就这样，在父亲到乔司农场两年后的1978年，我也当上了乔司农场的一名工人。
　　1983年，我正式成为乔司监狱的一名狱警，开始从事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。尽管父亲当时是乔司监狱的领导，但我没有从他那里享受到任何特权，得到的只是他对我的严格要求：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说到苦，那个时候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真叫苦。就说衣食住行吧：穿，直到1983年才拥有属于自己的制服；吃，我们吃的是和犯人一样的大锅饭，喝的还是自己净化的带咸味的水；住，我住的是单位边上的一处简易平房，夏热冬凉，漏雨漏风；行，当时从单位到住处只有一条泥路，走这条路用我们一句玩笑话说就是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”。记得我们刚有制服那会儿，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我们这里，可没过多久就走了一大半——喝咸水、住平房、走泥路，还不是杭州户口，谁愿意留下啊？连个媳妇都找不到！
　　不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嗨，不是我说大话，当我穿上那身梦寐以求的警服，还真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那是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！在我看来，把那些危害社会的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新人，是一项多么神圣的工作。尽管当时极差的物质条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，但我心中还是充满热情。

　　可是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几乎让我丧失了继续当狱警的信心。1985年9月6日，我所在的中队来了第一批服刑人员。当时的监管条件非常差，没有围墙不说，连监房都很不保险，加上警力严重缺乏，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。那段时间，犯人逃跑成了我们最怕发生的事情。当中队里的服刑人员增加到100多名的时候，单单靠我们4个狱警，已经很难看全这百来号人。
　　终于，我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出了犯人逃跑这样的重大事故，作为中队长的我难辞其咎。很快，我受到了处分，还被调离了工作岗位。起先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觉得自己的满腔热情好像被泼上了一盆冰水，怎么都想不通——连个围墙都没，犯人跑了能怪我吗！就在我迷惘困惑的时候，当时的乔司监狱政委顾锦余找到了我。那是1988年的一个冬日，我正在路边“带犯人”，只见他大老远地骑着辆破自行车过来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小邢，我找你聊聊。”他和我详谈了好久，一边分析了造成事故的客观原因，一边也指出我责任心不够强的问题。一席话说得我心悦诚服。
　　末了，他告诉我安心工作，会有办法让我回去的。很快，1989年元旦，我又被调回原岗位继续工作。顾政委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，即将熄灭的工作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，我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监狱教改工作中去。

　　其实，当时困扰我们的并不只是匮乏的物质条件，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教改手段也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。对服刑人员的改造，主要凭借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一些土政策、土办法，以及狱警自身的感染力。我的办法是一面向老同志请教，一面自己摸索，逐渐掌握了一些门道。这其中的故事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说个印象最深的吧。那是一名海宁籍的服刑人员，年纪很轻，送到乔司来的时候不过十八九岁。这孩子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对他也很宠爱，结果养成了他顽劣不羁的性格。小家伙经常惹是生非，违规不断。我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找他谈话，可他始终听不进去。
　　一次，他又因打群架而严重违规。我终于发火了，对他说：“我一直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，希望你能改过自新，可是你这么不争气！要是你真是我儿子，非扇你一耳光让你清醒清醒！”我这番话让他低下了头。几天后，小家伙交来一份非常深刻的书面检查，上面说：“您的一席话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。”
　　后来，他表现越来越好，还当上了组长，并两次减刑。1997年，他到杭州出差还专程来看望我。提起当年的事，他还很感动。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那时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，让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人起了质的变化。

　　我在监狱工作了25年，从一个普通民警成为现在的监狱干部，经历了监狱工作的一系列变化，也深深体会了其中的酸甜苦辣。
　　如今，当年的破监房换成了明亮宽敞的新监房；水塘和芦苇丛变成了整洁美丽的监区；崭新的办公大楼也已经取代了当年漏风漏雨的小平房；亲情电话、心理咨询等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的运用，让我们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《监狱法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，为监狱工作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监狱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。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、不断改进的硬件设施、不断充实的管教手段，使监狱工作正向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。作为一名老监狱工作者，我怎么能不欣喜和激动呢？
　　当然，新变化也带来了新要求。新时期的监狱工作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，不充电怎么行？为此，我一直在加强学习，力求让自己这个老家伙能跟得上现代监狱发展的步伐。1998年，我拿到了电大法律大专文凭，还多次参加各种培训和观摩。我可以很自豪地说：我没落伍！

　　最让我高兴的是，2002年8月，我的女儿邢凌云从警校毕业后，也成为浙江女子监狱的一名狱警。我们家成了一个真正的三代狱警家庭。要知道，我可没有“逼”她继承我的事业，这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。女儿考大学那年成绩不错，完全可以读一所本科院校，我告诉她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但在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她决定填警校。
　　哈哈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选择，或许是我和她爷爷从小对她的耳濡目染吧。记得被警校录取后，她没事还经常穿我的警服跑去照镜子。看来，她是真的喜欢这份艰苦而又神圣的工作。女儿对工作很上心。由于女监离家比较远，她平时都住单位的集体宿舍，一般周末才回家和我们团聚。不过她很少“爸爸长爸爸短”地和我闲聊，而是经常与我探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。有时候吃饭吃了一半她就来劲了，非要我给她介绍管教服刑人员的经验，弄得她妈妈哭笑不得。
　　女儿这样用心，我也很高兴，就把自己多年来摸索出的一些经验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。当然，她也不是没遇到过挫折，有时候她也会嚷嚷着管教工作“真烦”。年轻人嘛，总是需要不断地磨炼。每次我都会安慰和开导她：万事开头难，要学会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和适应。女儿是个很执着的人，一旦认准的事，非干出点名堂不可。我完全相信，凭她的能力和性格，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狱警。
　　“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”，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这样的狱警家庭，要知道，我们这样的家庭还真不少。的确，监狱工作能有今天的面貌和成就，靠的是父亲那样的老一辈监狱人克服重重困难打下的基础，以及我们这一代监狱人奉献了青春和才华进行的探索，还有我女儿这一代新监狱人带来的新思维、新理念。如果非要我说说对监狱工作的体会，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。说心里话，这真的是一项相当辛苦又相当枯燥的工作。但是，我从没后悔自己的选择，而且，我相信我的父亲、我的女儿，以及千千万万把自己奉献给监狱事业的狱警们，他们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因为我们心里，始终拥有那份监狱人所特有的责任感和神圣感。

    主持人的话
　　这是一个名为“旁听”的栏目，特别推出“听你的人生故事”。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，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，或许你的故事给人启迪。一个故事，一段人生。心情热线：85113675，你的故事，有我在听。